上海快閃6天5夜，筆記一下簡單心得：
出行便利。比起我20年前的初訪，無論軟硬體都進步太多了。地鐵和公交車銜接方便，高鐵舒適，票價都超便宜，就算打網約車也很實惠，難怪路上的汽車密度比台灣少很多。搭公車的老人居多，像捷運一樣，每站必停，不必按鈴，招手搭車的我們成了土包子。
空氣乾淨。原本擔心到處都是奇臭的煙味，沒 想到這裏路上抽菸的人比台北還少，又都是電動車和電瓶車，沒有廢氣排放，呼吸起來很舒服。
氣氛悠閑。20年前搭上海地鐵，擁擠度和現在的東京差不多。現在有了16條路線，分散人流，沒見到硬擠上車的盛況。手扶梯左右都站，沒有趕路人從左邊快步疾行。路上就算塞車，也少有不耐煩的按喇叭。習慣了台灣的快速緊張步調，上海簡直成了鄉下。
昨天看了經宏 2012年的小說「好色男女」，有點失望。都進入21世紀了，許多禁忌和道德觀早已被打破，薩德侯爵的叛逆和驚世駭俗的獵奇已是過去，加上不脫文學的修飾，文字缺少蠻暴有破壞力的野性，也沒有神秘的挑逗感，性成了和吃飯排泄無異的時代，除了滿足窺淫的好奇心，繼續書寫各種大膽性慾到底還有什麼意義？
相較之下，我正在追的劇「AV帝王」就有趣多了。相對保守的 80年代，發誓不再過貧窮生活的推銷員村西透失業，又逢婚變，決定販賣色情，由此展開他的性產業。
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和諸多法規禁忌，他屢次遭遇難關，卻沒有因此放棄「要拍出前所未有、人人想看的好東西」這個執念。雖然A片在世人眼中看來是不入流的玩意，卻有廣大的市場需求，他從推銷員的經驗得知，必須勾起人們的慾望，才能賣出商品。
只要跨過令人臉紅的A片不適感，這部「職人劇」就變得很有趣了，從一始的假拍，到後來的真槍實彈，工作人員個個認真執行任務，拍攝性交現場反而有了荒謬的喜感。加上村西透的拼命對抗阻力，和AV女優黑木香渴望做自己，乃至強調女性自主的歷程，性慾成了配角。這一男一女不在乎他人批評和側目，在那個產業剛起步時如何抓住機會，經濟泡沫來臨時，又用什麼身段應對息萬變的現實。他們出格的人生會如何轉折，又會如何走到終點，這兩個立體而複雜的主角，成了吸引我追劇的重心。
關於性慾的主題，大島渚的「感官世界」曾是一道驚世巨浪。但創作者該自問的是，當禁忌的高牆被前人打破，我們是否能邁開大步探索牆後的新世界，而非滋滋竊喜的揀起殘垣斷壁，回去蓋自己的小屋？
最近正值寫作空檔，睡前又被靈感大爆發搞得失眠，和以前腸枯思竭的狀況相比，我當然更歡迎這種火山噴湧式的點子，好壞不拘，那種旺盛的創作慾能讓人生機勃勃，享受寫作的愉悅。
過去嚮往純文學的我，總是被一些不成文的潛規則自縛手腳，文字要精鍊優美，主題要有深度，真實想法要略微藏起，開放結局要有悠長餘韻，還要「陌生化」墊高閱讀門檻…。
後來我總算醒悟：比起詩和散文，最早的小說不就是個不入流的世俗娛樂嗎？為何要變得這麼嚴肅枯燥，讓讀者正襟危坐的捧讀？新詩和散文太細膩精緻，向來不是我這粗人的心頭好，我只欣賞得了夏宇看似直率的玲瓏俏皮。我之所以偏愛小說和戲劇，因為它需要的是人生經驗和體悟，用有創意的形式和虛構情節包裝個人感悟，和戲劇更接近，照理說，愈年長的小說家應當愈有故事可說。
遺憾的是，台灣的知名小說作家往往像煙火一樣，20多歲開出絢爛迷人的煙火之後，多半就因為忙於生計沈寂了，即使有寫作的餘裕，也多轉往散文發展，能堅持不懈寫小說的寥寥可數。
或許寫小說就像蓋房子，必須先選好地點、畫設計圖、準備材料、打地基，再一磚一瓦勤懇的蓋起來，要耗費的心神和時間通常不短。相較之下，寫散文更多時後是心有所感，立刻能提筆為文，就像心血來潮的塗鴉一樣，大師一出手便成章，頂多事後再做些潤飾。但是我對現實的感觸通常只有短短數語，在心裡過境的時間不長，寫出來就像是拍掉惱人的頭皮屑，無法釀出什麼醉人好酒，更寫不出什麼感人優美的文字。
決不自找苦吃，是我的人生第一守則。人生苦悶的時刻太多，寫小說就像玩遊戲解悶，讀小說更是為了脫離現實，完全沒必要拿尺去測量它是否合格。要是哪天這種樂趣消失了，那才是小說的末路。
沒時間追劇，但我對陸劇「人民的名義」和「狂飆」為何能火的原因，還是很有興趣，只是我在台灣，理解上還是隔了一層。就如同有人問我台劇「斯卡羅」和「茶金」都拍得好看又有深度，為何我認為不好，同樣也是只能看到表面的熱鬧。
前幾年看了韓國電影「花漾奶奶秀英文」，是用喜劇包裝的慰安婦故事，讓我驚艷不已，想著也要來寫個台灣慰安婦的小說。前年順利的交出「鐵百合」，寫的是台灣的皇民少女和她無意把女佣送入火坑的故事，很受編輯和讀者好評，出版了電子書，還入圍了台灣歷史小說獎，但最終沒奪冠，影視IP也沒賣掉。更早的一部「浪花」，寫的是晚清渡台，後來製樟腦致富的艋舺女富商故事，同樣也有許多編輯肯定和喜愛，但也沒賣掉IP。
直到看了「斯卡羅」，才發現同樣寫受洋人垂涎的晚清台灣，觀點是否合乎當政者的意識型態很重要，是否合乎史實一點都不重要。寫慰安婦或抗日題材更是沒有票房。之前看過韓國電影「解語花」受到感召，我正好也對日殖時代的台灣流行歌壇感興趣，昨天和我的責編討論下一部小說的主題，我想寫日殖時代的台灣女歌手林氏好，但她參與過反日的台灣文化協會活動，丈夫盧丙丁因為抗日為抓走，很難不碰到政治議題，立刻就被責編否絕，說這種主題會很難賣，寫小說最好別碰政治話題。
為了配合政治正確，學校的歷史教育已經被大幅更動，再加上資方這麼多的自我設限，要把正確的台灣歷史好好寫進小說或戲劇，根本是妄想。從前我以為只有歷史是勝利者洗白己方的論述，如今才真正體認到，原來小說和戲劇是更有力的政治宣傳，主題和方向不合當道所用，寫得再有深度也枉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