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9月5日 星期六

煙花三月

 昨晚在一個討論歷史的臉書社團上,有人貼了兩張某位韓籍慰安婦的薪資票,說她當時領的薪資是2萬多日圓,算算比日本首相月薪高出30倍,但是戰後幣值大縮水,領不到預期中的高額薪水,所以慰安婦們才出來要求賠償。



此文一出,底下留言群情激憤,剛才想再去看熱鬧,樓主已經連夜緊急刪文。



我真的很好奇這位朋友的史觀是如何建構的。


香港作家李碧華在上個世紀末採訪一位中國慰安婦袁竹林婆婆,詳細記述她一生的故事,也包含她在文革時被出舊事批判檢討,為了生存她不得不一嫁再嫁,老年時依然孤身過著貧困的生活,始終忘不了她最愛卻被迫離散的男人廖奎。



作家動用自己的人脈和一切可能的資源,替袁婆婆大海撈針的尋人,最終奇蹟式的讓這對苦命情人再次相會。然而廖奎已有了新家庭,捨了哪邊都不對,三人共處更是尷尬。最終袁婆婆只能在完成相會的心願之後,毅然切斷與心愛男人再會的可能。

 

李碧華把這個故事寫成「煙花三月」這本紀實報導,她同時也和退伍日本士兵東史郎通過信,想知道他當年在中國跟著軍隊燒殺姦掠時,是否曾在武漢遇過袁竹林。東史郎回了一封溫和誠懇的信:沒有,但他始終為自己在那片土地犯下的罪行,深深懺悔。


看著東史郎回信的地址,李碧華突然想起之前某年她應邀在京都教學和寫作時,曾經和日本朋友經過海邊的一處住宅區,有許多人包圍在一棟民宅前拉布條,用大聲公示威抗議謾罵。她的一本朋友輕描淡寫的說:


「據說那裡住著個有點精神病的老兵,懺悔在南京時的罪行。」


李說:「南京大屠殺中國死掉三十萬人呢!」


但日本友人不關心。李碧華感慨,讀了日本政府的刻意改寫歷史,年輕人對侵華戰爭一無所知,戰場真相被掩藏。而說真話的人,就被當成瘋子,日日夜夜就這麼受到陌生人的攻擊。


過了許多年她才知道,原來她那時經過的,就是東史郎的家。


據她查到的資料,當年慰安婦人數,日本約兩萬,韓國十多萬,中國有二十萬,台灣和東南亞大概是五千多人。總數加起來至少有三十多萬。若真如開頭那位網友所說,每個慰安婦都預計可領到高於首相30倍的薪資,可能嗎?帝國政府有財力支付這些被非人道虐待的低賤女性?那不叫欺騙嗎?


或許這位網友是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吧。


東史郎的勇氣

 知恥近乎勇。

鄉愿德之賊。

好幾年前在線上發現這本「東史郎日記」,如獲至寶,立刻整本列印下來,厚厚ㄧ疊,卻始終抽不出空來讀,最後這堆紙張也不知淪落何處。幸好後來有了電子書,我才能重新找到,全本下載收藏。

這位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士兵東史郎,在戰時保持寫日記的習慣。老先生為了面對自己的罪孽,在1987年 把37萬字的日記節選出版成書,也重返南京數次,向市民表達最深的歉意。

但此舉惹怒了部份日本民眾,在那個沒有網路的時代,鄉民還是能透過信件和電話騷擾看不順眼的人,罵東史郎是叛徒、賣國賊,甚至對他和家人發出死亡威脅。

但他並不因此退縮 : 「我們日本人對蒙受原子彈的危害大聲呼號,而對加害在中國人民身上的痛苦卻沈默不語。作為戰爭的經歷者,講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為反省的基礎,這就是參戰者的義務。」

六年後,在書中被東史郎記述虐殺罪行的戰友橋本,在右翼律師和「南京大屠殺虛構會」成員的協助下,指控東史郎捏造不實訊息毀謗橋本。東京法院以證據不足,判東史郎和出版社敗訴。

「南京大屠殺捏造裁判勝訴」,右翼人士在法庭外歡呼慶祝。此事引起中日兩地許多人的注意,南京方面更有市民和科學家熱心提供證據,證明東史郎描繪橋本把一個中國人塞進郵袋,當足球踢打拖行,又把汽車裏的油澆上點火,看郵袋跳動慘叫以取樂。最後更在袋上綁兩顆手榴彈,扔進水塘裏。

郵袋尺寸能否裝人?做爆破測試,看當年的中製手榴彈幾秒後會引爆?他記述的地點是否存在?真有那方水塘?各種數據照片和地圖,都呈到上訴法官眼前,但最終依然判東史郎敗訴。

直到老先生過世前,他敗訴三次。但他依然堅持告訴世人,那場戰爭的殘酷,和他年少無知參與的邪惡罪行,永遠不該因為政治不正確或違逆主流民意,就被掩藏和噤聲。

向勇者致敬

無知的進步者

 歷史總會自我重複,但人們常被有心者刻意的操弄與教育,懷抱盲目的樂觀自信,特別是年輕的進步份子,深信自己聰明前衛而正確,其實只是被捲入時代盲流而不自知。

早上看到這段最後的結語,特別有感。
對歷史和真實世界所知愈少,生活就愈平靜快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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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錄自 劉曉芳老師教學檔案「皇民化運動」
隨著戰爭的進行,日本當局在資訊上面的全面封鎖與掌控,台灣民眾無從了解戰況,只能接收日本當局的單方宣傳,所以對於戰爭結局究竟鹿死誰手?勝負成敗如何?台灣人如何看待?
當時年僅17歲(1943年)的林彥卿,後來回憶說:「昭和十八年﹝按1943年﹞十月,台灣海域發生了空戰。在那以後制空權就完全落入敵方手中,對於每天從菲律賓基地飛來的P三八機,這邊的空軍完全無力抵抗。戰敗的色彩明顯濃厚,可是一般民眾並不大顯出民心動搖或是不安的樣子,因為大家都被掩飾事實真相的大本營所發表的公告所蒙矇騙了,我也是一直相信聯合艦隊仍然無恙的。」
時年18歲(1943年)的簡茂松,也說:「由於長官們說,日軍無論在中國或在亞洲每戰必勝,所以我們完全沒有那種悲壯情緒,沒有人懷疑日本的勝利。」「自從對美開戰以來,大本營發表『連戰連勝』的戰訊,我們也真心相信日本已經取得勝利。事實上,是年[1942]六月的中途島戰役,戰況已經有了轉變,但我們是不可能知道的。」
以上兩位十七、八歲的青年都認為日本不可能打敗仗,也認為一般民眾也有相同的感覺;但是時年26歲(1943年)在台中擔任保甲書記的李鎮洲,則吐露了不同年齡層的不同反映:
「許多台灣人在茶餘飯後,談到戰爭的事,就一致認為這場戰爭到最後一定是日本會輸。持這一種看法的人,大部份是三十歲以上的人,二十歲以下的人因為所受的是日本所謂的『皇民化』教育,有的頭筋早已硬化,為人奴隸而不自知。」

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

歷史推手

為了揣摩久遠年代前的常民生活樣貌,在動手寫新作之前,我得先努力啃書。

這一落書,我已蠶食三分之一,另外還有幾本已經讀完送還圖書館。最上方的這本「島嶼浮世繪」,還是以前共用研究生辦公室的蔣同學大作。

1940至今的台灣歷史,我們在1990年之後才被允許去認識,聽過太多版本的簡化和詮釋,不親自去爬梳細究,很容易就被植入先入為主的錯誤印象。

不想理會政治的平民百姓,總是逃不過被捲入政治浪潮的命運。我比較偏愛用老人家的說法「日本時代」,繞過「日治」或「日據」背後的意識形態。一如今天,那個年代各人有不同的身份認同,卻有更多台灣人不在乎認同的問題,只求安心吃飽飯,還能安然入睡,明早醒來,再過著和今天同樣的生活。

「幌馬車之歌」在我的書架上蒙了灰,二十年後,因為得到更多新資訊,重看它時,感想竟和當年完全相反。去年紅極一時的電影「返校」取材自這書裡記述的故事,然而電影的詮釋方向,有意無意忽略白色恐怖受難者嚮往新中國和共產黨的理想。這是創作自由,但若看完電影驚嚇之餘,就自以為捕捉到什麼真相,那就差遠了,還不如拿侯孝賢的舊作「好男好女」搭配服用,更貼近事實。

無知的善意,只會舖成通往地獄的路。想到我即將寫下的故事,那些為求保命避禍、在時代洪流中掙扎的小角色們,心頭就一陣糾結。歷史總是一再重演,而平凡善良的多數人,往往在不知不覺間,推了一把。



2020年5月7日 星期四

「倫敦生活」和尷尬的青春

青春正盛的單身女子,當你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,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時候,你的人生就像漂流在大海上、沒方向的孤帆。看了這部BBC影集「倫敦生活」(Fleabag),就回想起我也有過的那段迷茫和不快,無處可說,無人能懂。

20歲的我大學都還沒畢業,就開始被安排相親,早早被貼上滯銷品的標籤。過了30,最怕的就是過年,還有各種有長輩的聚會,熟親戚和半生的外人齊聚一堂,關心你的隱私和未來,還好意的給你忠告:「幾歲啦?有沒有男朋友?別太挑了,眼光別那麼高。」言外之意就是隨便找人嫁了吧,免得成為父母的心頭刺。

年輕氣盛的我還不懂,說這些話的人都是有口無心,所以只會冷眼相對,或乾脆避免出席。再過幾年,他們還是有現成的話來招呼: 「哪時結婚哪?」「什麼時候要生小孩啊?」「要不要再生老二啊?」都只是沒話找話說的變奏,沒人問你「哪時要死啊」就謝天謝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