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亂世中的知識份子，該秉持良心直言抗議，還是保持沈默以求苟活？
納粹和文革時代，面對瘋狂的批判和殺戮時，那些還有一口氣的知識份子都到哪兒去了？為什麼他們不能挺身而出，阻擋時代悲劇的發生？
我心中一直存著這疑問。楊絳過世之後，中國學者徐賁寫了篇「沈默是知識份子的『權利』嗎？」，對於錢鍾書和楊絳夫婦在文革時期的噤聲頗有意見，幸而這把刀沒揮向當時自殺未遂的沈從文，卻也引來大批中國知識份子的抗議。
設身處地想想，再博學再有良心的讀書人，沒有權勢作為武器，也缺乏公正的發聲管道，單憑一張嘴一支筆，如何能抵擋得住殘酷無理的時代洪流？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」，連孔子也不贊成用螳臂去擋車。用苟存的性命留下時代的見證，警惕後人別再走上同一條地獄路，也許是在時代中落敗的知識份子唯一能走的路，因此楊絳留下了「洗澡」和「幹校六記」這些用幽默隱藏傷痛的紀錄。
雖然我不同意徐賁的事後諸葛，不過這篇紐約時的訪談中，他提出了另一種知識份子的面貌，很值得玩味。歐威爾的小說「1984」中所謂的「雙重思想」，恰好就體現在他觀察到的海外華人知識份子身上，一邊說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，為了自身的利益，行動卻與理想相反。為了消除這種認知失調帶來的困擾，便要更誇張積極的陳述主張。
他提到曾經有科學家做了這樣的心理實驗：「他們讓71名實驗參與者重複做一件極為枯燥單調的事情，參與者們當然都對這件事非常反感。但是，參與者們被要求去勸說自己的朋友也來做這件事情，告訴他們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的事情。參與者們有的得到1美元的報酬，有的得到20美元的報酬。
所有參與者們都被迫陷入這樣一種認知失調，「我告訴別人這件事情很有趣，而實際上我覺得它非常無聊」。這明明是在說謊，但是，有意思的是，得到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報酬的人在說謊時更心安理得，因為他們更容易相信，我不是為了錢才這麼說的，我真誠地認為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而得20美元報酬的人卻會覺得自己是在為了錢才說的謊，因此反而更願意承認『我不是一個說謊者，但我卻說了謊』這個事實。」
怪不得某些主張旗幟下，最激進怪異的往往不是得利者，反而是花了最多錢或心力的人，愈振振有辭的想說服他人，跟著他信仰才是正道。
至於當前是治世還是亂世？也許要等十年後才能得著結論，至少我們還沒有被迫保持沈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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