片面之名

名人不需要名片，他的臉孔或名字就是最顯赫的自我介紹了；遁世的隱者和僧尼也用不著名片，否則就破壞了基本的職業倫理。所以需要名片的，就是夾在這兩等人之間的庸碌之輩，不得不用這方小紙片替自己貼上標籤，以求在初識的陌生人腦中留下個影綽的輪廓。名片能代表的只是此人當下的社會身份，未必是他始終流動不定的真實形象。

我擁有過三種不同頭銜的名片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希望不會再印第四次。


大學的最後一個夏天，為了提早適應社會，也掂掂自己有多少求生潛能，我到一家報社去當實習記者。頭一次拿到雪白嶄新、印著自己名字的兩盒紙卡，那種興奮難抑的心情現在想來是有點可笑：不斷揣摩著遞出名片的姿勢和表情，不顧家人的訕笑，一本正經地對他們演練起來，口裡還喃喃唸著「請多指教」，甚至考慮去買一個精緻薄巧的純金名片夾…. 。跟著老鳥跑新聞時，和人交換名片的機會也多了起來，傍晚回到報社還得花點工夫整理一天收到的各種名片，多數的名字都是面目模糊的，分類的標準在於能不能提供有效的新聞來源。

那時的我，有一股求好心切的學習熱情，任何事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：在中研院訪問久仰大名的史學家、參加擺滿鮮花茶點的記者會、和友報記者吃麻辣火鍋互通有無….當然最重要的，還是寫稿。因為不是本科系出身，我卯足了勁學寫新聞稿，每天傍晚一回報社就伏案苦幹，改了寫、寫了改，不到最後截稿時間決不離開。不出三個星期，主編就讓我獨立出勤，並且拿我作榜樣，公開訓誡其他打混的菜鳥多向我學學。這稱讚讓我飄飄然的悟出真理：只要用心，天下有什麼事難得倒我？但是新聞稿的寫作一旦得心應手，就逐漸變成單調的例行公事；記者的工作開始讓我感到乏味，特別是看到許多資深記者不求長進，只靠交際手腕就能輕鬆應付，從他們那種遞名片的老練、收下對方名片後的俏皮應答，靠著名片撥幾通電話就能交差的瀟灑姿態，都讓我感到一種浮淺的窒息與幻滅。

有一天，我把整盒自己的別人的名片從疾馳的車窗口丟出去，拒絕再到報社去，並且不理會主編三番兩次要我去採訪新聞的命令。我對名片變得異乎尋常的敏感，只要看到桌上或地上的一個長方小紙片，就疑心那又是一張可厭的名片，非得把它撕毀不可。甚至路上的落葉，百貨公司開幕漫灑的彩紙，都成了被我自己扔棄的名片，如雪紛飛，如落櫻盤旋，隨時都會向我撲襲而來。那個夏天，我出入在幻想和現實之間，做出各種乖異穿著和脫軌的舉止，並且欣賞別人瞪著我看的驚駭表情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，其結果是引起家人的恐慌，並且被強押到廟裡拜神和醫院精神科去求診。
治療好我的名片恐懼症，我又恢復成一個正常無趣的無名小卒。

過了幾年，我在一個名作家的麾下兼差編電視劇，拿著模板到一家印刷行去印自己的新名片。粉橘色的雪花紙上，冠著名作家頭銜的工作室赫赫佔去一半版面，我的名字只能用小號鉛字怯怯地落在下款，其下是聊備一格的聯絡電話，因為電視台主管和製作人多半用不上，名片背後則是名作家洋洋灑灑的出版作品和映演得獎紀錄。拿著這麼張紙卡，與其說是要使別人對我印象深刻，不如說是要替老闆宣傳來得更恰當些。那些年正是鄉土連續劇當紅的時候，我們在常看得到電視明星的飯店咖啡廳裡編故事，或是和製作人開會，我在遞名片時很難不注意到他們的眼光，就像掠過水面的燕子一樣不留痕跡而漠然。就這麼當了快一年的文字機器，製造那些俚俗簡單卻普受歡迎的劇情，我終究還是藉著利益不均的託辭，扔棄了這張名片。

我必定有點社會適應不良症吧？這麼想著，只得安份地待在校園裡當個講師。但許多年過去了，我的外表始終沒能爭氣地顯出為人師表的威儀，結果就常常出現這樣令雙方尷尬的場面：

「陳小姐在哪裡高就啊？」

「我在某某學院教書。」

也許是口齒不清或別的原因，對方總用漫不經心的慈愛語調做結論：
「哈哈….真好真好，你現在唸幾年級啊？」

這種誤會遇多了也不怎麼美麗，所以我還是需要一張表明職業的名片--儘管那只是我眾多身份中最容易被他人辨認的一個。



擺脫了名片生涯之後，現在我是徹底的無名之人，沒有職稱頭銜，不再打開手機，大部份的時間我徹底被外面的世界遺忘了。我似乎常聽見Emily Dickinson的悄悄低吟，”I’m nobody……”，我沒有她的譏誚伶俐，也不再與清醒的文字為伴。但是沒有了名片的蔭蔽，我終於能在柴米和尿布堆中與自己友善的握手。

2006.1.2